文 | 来源·京华时报 本站编辑

　　本报特约评论员傅达林

　　已经浮现出来的“假军牌合同”、弟弟自首称曾经向有关部门工作人员行贿、“花了90万捞哥哥没办成”等这些线索，追查起来可能并不轻松，但要是想就此“糊弄过去”，显然无法满足网络时代的民意诉求，最终反而二次损伤司法公信力。

　　备受争议的“偷逃天价过路费”一案，显然已将有关司法当局推入舆论质疑的“漩涡”。为此，河南省高院和平顶山市中院16日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宣布对该案中4名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。 

　　虽然问责中两度出现的“等候处理”，让人难免产生些许遐想，但从主审法官到庭长，从副院长到院长，以至河南省高院都要向省委、省政法委写出检查报告，这样的司法问责不可谓不迅猛，力度在地方司法系统也是少见。看得出来，近年来高度强调回归“群众路线”的河南法院，在应对此次个案舆情危机上堪称“立竿见影”，再审结果未出之前就“利剑出鞘”，无非是期求能将司法权威损耗降至最低点，多挽回几分公信力。 

　　司法要取信于民，一个基本条件是在实体上能够运送出合乎逻辑的正义结果，尤其在刑事审判中，定罪须建立在“没有任何怀疑”的基础上。本案恰恰是在结果上陷入了舆论非难的困境，抛开“高速公路收费猛于虎”之类的质疑，单从审判中的逻辑推理看，目前案情出现的重大变化当初是否已有征兆？被告人供述与辩解是否有完全的证据予以否认？法律的适用是否具有充分正当的逻辑？这些都是检验判决的关键因素。 

　　作为操持生杀予夺大权的审判者，对有罪的判决特别是像本案这样的重罪判决，须有百分之百的把握，哪怕是百分之九十九都不行。现在的问题是，既然问责中断定原审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，那么主审法官究竟失职在什么地方？是能力所限还是有某种不便为外人道的主观原因？目前我们无法从问责的说明中看出端倪，而仅仅是审查不细、把关不严、领导不力这样的“外交辞令”。 

　　更关键的是，既然原审是“囫囵吞枣”，那么再审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还原正义？ 

　　已经浮现出来的“假军牌合同”、弟弟自首称曾经向有关部门工作人员行贿、“花了90万捞哥哥没办成”等这些线索，追查起来可能并不轻松，但要是想就此“糊弄过去”，显然无法满足网络时代的民意诉求，最终反而二次损伤司法公信力。 

　　司法要取信于民，还必须在程序上消除任何可能引发民意猜忌的瑕疵。每一次引发质疑的审判结果，似乎都能找到程序不严谨的纰漏。本案中审判长的助理审判员身份就引发诸多质疑。按照法院组织法的规定，审判长只能由审判员担任，虽然最高院的司法解释规定了助理审判员可以担任审判长，但此案当初是否存在“审判员不能参加合议庭的情况”？又是否经过了“本院院长提出，经审判委员会通过”的程序？在这些关键的问题上，有诚意的回应显然应当拿出更有说服力的证据。 

　　所以说，司法系统内的问责是容易的，甚至显得有些过于急切；但要想重塑司法公信力，还要看河南方面是否有勇气、有决心、有智慧去排查背后的“主犯”和“内鬼”，并能否瞄准公众质疑的要害进行事实查证和公开释疑。